摘要：地方政府應該鼓勵機構媒體去報道熱點、追問情況、回應質疑，這不是在挑刺、扒糞，而是在給公眾和政府搭建溝通信息、達成共識的橋梁，最終實現彌合認識撕裂、紓解社會怨氣的目標。

　　青年墜亡，尤其是學生在校墜亡，從來都是輿論關注的焦點，但能發展到成都49中學生墜亡事件這樣大輿情的并不多見。痛惋一個年輕生命的逝去外，復盤事件的發酵和平息，既能了解輿情演化、轉烈的規律，更能觸摸社會的痛感和焦慮所在。

　　墜亡事件發生于5月9日18:40許，次日14:30成都49中官微發了一份百余字的說明，稱公安機關正在調查，學校全力配合并做好善后。官方第一次發聲，是成都市成華區教育局官微于5月11日3:54發的情況通報。通報共506字，內容看起來全面、人文：既有對死者及家屬的惋惜、慰問，也有調查的簡單結論，還有自我反思。這樣看起來處理得不錯，也算及時。

　　成華區教育局通報發布后，家屬在微博上直接回懟“我不認同，發布內容存在很多疑問”。網友更是質疑紛紛，主要有兩類：一是對發聲主體不滿，如“教育部門發布的？不應該是警察調查嗎？”二是批評“情況通報”沒有回應各類質疑、提供細節及證據。

　　5月11日19:43，成都市公安局成華區分局官微又發了一份220多字的“警方通報”。這次通報倒是解決了發布主體的適格問題，但回應的內容更加模糊，以至于網友批評“一整天等了個寂寞”。這份通報甚至還引發了兩個小輿情，一是“警情通報”掉書袋，用了一個僻詞“賡即”，還被批評用錯了；另一個是措辭“家屬對調查結論無異議”，被網友諷刺可能是家屬維穩工作做得好。

　　事發后兩天內三次給出通報，都未能解決公眾的焦慮，凸顯官方應對輿情的呆板教條。一般情況下，官方快速給出一個結論通報，往往就能平息輿情。但當質疑叢生時，就需要回應手段、回應信息的升級，因為公眾除了有“結論焦慮”，更有“信服焦慮”。

　　后來當地總結稱“該說不說”是怕說錯、怕被噴、怕追責的思維作祟，但這背后的實質是官方對公眾和輿論有無敬畏、服務意識。這種意識，要求官員首先想的是如何滿足公眾需求而不是自身穩妥省事。

　　實際上，除了上述對官方發聲的持續追問，使得輿情進一步升級的，還有對媒體的叩問。5月10日當天，有一篇自媒體文章在朋友圈等處廣為傳播，其中用重點篇幅指出如今媒體對社會大事的沉默，稱媒體本應作為橋梁，現狀卻是“本地媒體或者可依靠的共同體的消失”。

　　對媒體的叩問和指責，經常能夠得到大共鳴，進而助推輿情再上一個量級。媒體是個夾在中間的出氣筒，一頭是活躍在各類平臺上、經常關心時事的自媒體或網友，他們批判媒體冷漠、缺席，以致一遇大事信息場上就短缺真相；另一頭是努力管控輿情、降低烈度、希望盡快翻篇的部分地方政府部門，要求媒體盡量忽視當地熱點尤其是不良事件，媒體“扒糞”時還批評不夠正能量。在這種兩頭需求背向而行的情況下，媒體這座橋梁懸空跌落，哪怕一個小事也會讓社會陷入撕裂。

　　成都49中學生墜亡的大輿情，最后在一套“組合式”報道中實現了對上述兩大焦慮的紓解：5月13日，多家央媒、四川本地媒體推出詳細報道，通過采訪學校、教育局、公安部門、家屬等多方相關人士，結合監控、證據、目擊者說法等還原了事件全過程，且對家屬及輿論的各種質疑也都有追問而來的答案。在這一輪媒體的詳細報道后，輿情和質疑應聲而息。

　　央媒、四川地方媒體同步動作，且能采訪到如此全的相關人員，采訪對象對所有問題不回避、還給證據，顯然是相關部門決定和指示要求給予全面配合。試想，如在這次輿情發酵之前、之初，媒體就能獲得這樣的報道自由，相關人員能有如此高的配合度，那還會有這么大一波輿情嗎？！因此，地方政府從此事中應汲取的最大教訓，是應該鼓勵機構媒體去報道熱點、追問情況、回應質疑，這不是在挑刺、扒糞，而是在給公眾和政府搭建溝通信息、達成共識的橋梁，最終實現彌合認識撕裂、紓解社會怨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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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刊于《青年記者》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