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重新定義了媒介批評，認為媒介批評是一種以新聞觀為方法，通過對媒介活動的批評敘事行為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實踐。

　　摘  要：本文重新定義了媒介批評，認為媒介批評是一種以新聞觀為方法，通過對媒介活動的批評敘事行為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實踐。以此認知為起點，針對西方的媒介批評知識體系，提出了建構以馬新觀為方法、由傳播哲學（媒介哲學）、媒介社會學（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新聞學三個學科層面所構成的媒介批評體系的觀點。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媒介批評體系；意識形態實踐

　　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1]。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新聞傳播活動中所創立的一系列立場、觀點、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對于新聞現象和新聞傳播活動的總的看法，是一套科學的真理和系統的知識體系，是我國新聞實踐工作的指導性理念。

　　然而，多年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成了口號，實際上陷入了一種以美國新聞學最新前沿來削弱馬新觀的教育、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新聞領域的指導地位的局面，被美西方的新聞傳播語境所包圍。在今年7月份南京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上，柳斌杰指出，“大變局撕掉了美西方新聞自由的偽裝，宣告了美國新聞學的破產”“近年來，國際輿論斗爭、話語交鋒異常尖銳復雜，話語對抗持續升級。新聞輿論斗爭、話語體系建設已經成為我國新聞輿論領域的戰略問題”[2]。

　　話語體系建設層面。在百年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過程中，我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話語體系形成了一個從高維話語到低維話語、從哲學話語到政治話語到新聞話語、從舊話語到新話語都有的混合型話語體系，同時還面臨著理論話語迭代升維、世界話語兼容對話的時代挑戰，尚是一套不太穩定的話語體系，在話語斗爭中容易被人誤解或利用。因此，“我們要建設一套有公信力、也有世界性的、能夠吸引世界各國人民的新聞話語體系”“一套能夠聯通世界、溝通人心的話語體系”[3]。

　　新聞輿論斗爭層面。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在斗爭和實踐中發展起來的，有其戰斗性的品格。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要保持其生命活力，就必須通過媒介批評保持其對人類新聞實踐活動的批判力和引領力，尤其在百年變局和深度媒介化的當下。而馬新觀話語的迭代升級和話語創新，也需要媒介批評實踐的檢驗和支撐。

　　長期以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比較注重第一個層面的努力，但對第二個層面缺乏學術重視和行動自覺。盡管具有中國特色的媒介批評“新聞閱評”早在1989年就已制度化地開展并一直持續地進行著，中國新聞獎也自1990年設立以來一年一度地進行著，但總體來說其引領力和批判力還不夠。近年來的媒介批評實踐也總體上處于疲弱不興的狀態。其背后的原因，有話語體系建設的原因，也有以馬新觀為方法的媒介批評學建設不力、媒介批評視域自我窄化的問題。這導致在新聞實踐中，一些重要的爭議性的新聞現象難以在強有力的媒介批評中取得社會共識，從而引導新聞實踐并提升社會媒介素養；在新聞教育中，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也很難落地，更難以對數字時代的新問題做出回應，常常被高校學生作為一種過時的話語體系而遭遇冷落。

　　基于上述種種情狀，本文嘗試提出以馬新觀為方法的媒介批評體系的建構問題，并提供一點不成熟的思考。

　　媒介批評：以新聞觀為方法的意識形態實踐

　　“媒介批評”一詞，一直到目前，都是一個西來色彩濃重的詞匯。1995年，《現代傳播》刊發關于“媒介批評”的文章，明確提出“媒介批評”的概念。自此，媒介批評作為一個學術議題走進中國新聞傳播領域，作為話語實踐的媒介批評(即“媒介批評實踐”)與作為學術研究的媒介批評(即“媒介批評研究”)陸續展開。學者們主要是從西方相對成熟的媒介批評學吸取理論資源，建構媒介批評的學科體系，進行媒介批評的學術實踐。也有一些學者提出要致力于建設中國媒介批評學，但總起來看，“我國媒介批評學術正處在有待深化與完善的進程中，距離成熟還有較長的路要走”[4]。

　　構建中國媒介批評學，對媒介批評的功能認知就很關鍵。在這方面，我國學者謝靜和董天策的觀點較有代表性。謝靜認為傳統的媒介批評是針對大眾媒介實踐的詮釋與評價，并將媒介批評的主體主要分為新聞界、學術界和公眾（包括個人和團體）三類（這三類主體所開展的媒介實踐原則、形式和領域都各有不同），而媒介批評的功能就是“建構權威”“協商規范”。[5]但在社交媒體時代，“作為專業化媒介生產對立面的媒介批評”正“逐步消融于新媒體交往實踐之中”，主體與媒介、媒介與信息的關聯變得日益松散，媒介批評的公開性和公共性狀態因此也發生了改變。[6]董天策將“媒介批評”定義為“對媒介的是非、善惡、美丑、得失做出的分析、判斷、評價，本質上是一種價值評判，一種評價意見”，是一種“往返于媒介理論與媒介現實之間的學術實踐”。他認為存在五個層面的批評，即媒介文本/產品批評、媒介行為/倫理批評、媒介現象批評、媒介體制批評、媒介文化批評。媒介批評既可以是否定性的批評，也可以是肯定性的評價。[7]

　　對比上述兩個代表性學者的觀點，謝靜代表了廣義的媒介批評認知，董天策代表了一種狹義的媒介批評認知；謝靜強調媒介批評“建構權威”“協商規范”的“公共性”職能，董天策強調媒介批評對理論和實踐的互動和推進功能。二位學者都認可媒介批評背后存在價值觀、新聞觀的評判標準，但都沒有特別強調突出媒介批評的意識形態性質。為什么？從知識生產的語境來看，也許原因之一是受到西方已經相對成熟的媒介批評的知識體系的影響。西方媒介批評學主要以多種媒介批評分析方法為架構，包括符號學分析、敘事學分析、意識形態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大眾文化批評、政治經濟學分析等，其中意識形態分析是作為方法之一而存在的。這些分析方法彼此之間多有交叉，并不十分嚴謹，且容易遮蔽媒介批評背后新聞觀的意識形態實踐問題。

　　本文提出一種新的定義：媒介批評是一種以新聞觀為方法，通過對媒介活動的批評敘事行為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實踐。在這里，我們把新聞批評落腳于“實踐”，指的是“新聞是人類構建世界的一種主體性實踐，這種實踐不僅建構了我們對于世界的認識，而且構建了記者和新聞本身”[8]。而“新聞觀”就是通過新聞實踐（包括媒介批評實踐）所持續地、開放地建構出來的一種觀念體系，它“作為現代性的產物和表征，作為現代傳媒運行體系背后的一套知識共享系統和價值支撐系統，作為社會主體所具有的新聞經驗、知識以及觀念，作為一套結構化的概念與觀念集群，作為一種新聞意識形態”[9]默化運行于新聞傳播生產的各個環節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構建以馬新觀為方法的媒介批評規范和分析框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以馬新觀為方法：媒介批評體系的建構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不同于狹義的職業新聞觀的視野，是從深廣的社會視野和歷史視域揭示新聞觀背后的現代性旨趣和意識形態關系。但長期以來，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概念，處于一種“小馬拉大車”的狀態之中，以最小的“新聞觀”概念包含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馬克思主義傳播觀、馬克思主義宣傳觀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等復合內涵。這給我們的認知和研究也造成了某種混亂和困難。我們需要從學科歸屬和學科層級的角度上來整理、歸納和理解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可以分成傳播哲學（媒介哲學）、媒介社會學（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新聞學三個理論層級。認識到上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它決定了所建構的媒介批評的視域和問題域的范圍與可能空間，以及媒介批評的具體功能實現的不同。

　　首先，傳播哲學視域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問題。

　　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馬克思寫道：“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都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釋。”[10]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邏輯起點。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實踐觀這一思維框架的認知，經歷了從認識論到關系論再到生存論的持續的深入闡釋和不斷推進，最終確認了實踐的基礎性地位和普遍性意義；同時在價值天平上，馬克思主義貫穿著反思和解構現代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的強烈的批判精神，并在普遍性意義的立場上探尋人類揚棄異化、尋求自由解放的道路和美好生活的愿景——這種一以貫之的現代性批判思維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筋骨與理性旨趣。

　　也正是在上述視域的觀照下，馬克思恩格斯從更為宏觀的人類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角度出發研究新聞傳播現象，認為傳播的本質即交往和理解，同時也高度重視媒介（印刷術、電報）作為中介與時空和全球化之間的關系。我國體認傳播學學者林克勤指出，馬克思的交往實踐“既立足于人的身體感覺能力，強調人類精神交往行為中體驗性實踐和經驗式實踐的合一與共振，又依托于一般社會規律體現出了與資產階級、古典哲學不同立場與站位的認知加工、理性思辨，彌合了主客分離的傳統認識論溝壑，從而完成了認知世界、闡釋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并軌合流”“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觀的生命力既在于它科學預見了人類交往方式的當代圖景和精神題域的諸多變化，又受到蓬勃發展的人文學科諸前沿理論的深入闡釋和不斷推動，并在此基礎上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精神遺產的廣泛傳承與反復深化”[11]。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傳播哲學的當代發展成果，集中于“媒介實踐”的研究議題，形成了“作為身體的我-媒介技術-生活世界”的邏輯架構，在此架構下，形成眾多的傳播學新的問題域，其中現代傳播主體的具身性、情感性問題、傳播媒介的物質性問題以及跨文化傳播中的理解和溝通問題等成為當下的熱點。這些新的理論成果和理論視野會幫助我們發現數字媒體時代新的媒介批評對象和主題，比如“物質性的肉身接入互聯網絡的過程人的主體性問題”“加速時代的關系異化”“數字時代誰是真正的新聞工作者”“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跨文化全球傳播的可溝通性”等這些人類一致關心的理想傳播問題。

　　我們需要在與本土的和世界的具體經驗材料相結合展開分析的過程中，一方面緊緊把握住馬克思主義傳播哲學的根本問題即傳播主體的現代性以及人的解放這個理想旨趣，以及實踐論、唯物史觀這個先進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另一方面要保持對數字時代、智媒時代傳播動態和傳播問題感知的敏銳度，在媒介批評實踐中，逐漸豐富和拓展以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方法、立場為方法的媒介批評規范和分析框架。

　　其次是媒介社會學視域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問題。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將新聞報刊活動納入現實社會乃至人類發展的歷史背景中予以觀照，從政治經濟、歷史和哲學的綜合視角，深刻洞察新聞媒體的意識形態性。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12]而報刊是作為一種居于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的媒介，一種現實的或時代精神的交往媒介，正是生產這種意識形態的重要輿論平臺和輿論載具，是思想轉變為物質力量的重要中介。

　　新聞媒體（報刊）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極端重要，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反抗精神奴役和政治啟蒙的生產資料，是人民精神的喉舌，是聯系人民、國家、世界的紐帶。馬克思還特別強調技術作為社會交往的媒介手段所起到的社會力量、文化力量和歷史力量，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鹚幇羊T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杠桿。”[13]這個維度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開創了媒介社會學的學科視域，滋養孵化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媒介化理論視域的媒介社會學研究等分支。

　　美國學者邁克爾·舒德森提出了媒介社會學的三種不同的研究視角：第一，宏觀視角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關注是的媒介和新聞生產系統與國家權力和資本機制的關系；第二，中觀的新聞職業和傳媒機構的組織社會學，關注的是新聞生產的常規機制、媒介從業者的職業意識形態和身份意識的建構、媒介的組織化信息生產活動與現實的社會建構之間的關系；第三，文化視角，突出強調廣泛的文化價值、傳統和表征系統對媒介運作及其意義建構過程的影響。[14]其實上述三者都是將媒介置于社會結構及權力運作中來考量。媒介社會學還有另外一個維度，就是將媒介作為中介變量，來關注經由媒介所產生的社會影響的研究領域。[15]這就是歐陸傳統媒介化視域的媒介社會學，側重從中觀層面考察媒介化社會、建制媒介的中心化機制、數字殖民主義、媒介正義等議題。

　　我們需要綜合運用上述媒介社會學的左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對其關注的議題進行問題化、在地化和落地化處理。當下尤其需要批判性考察平臺的技術-經濟邏輯嵌入社會諸領域所帶來的問題，比如資本力量、算法技術等的過度膨脹所導致的傳播關系的異化問題，比如“飯圈”中的資本嵌入和數字勞動剝削問題、網絡族群的游牧性和社會認同問題等，還要特別關注平臺對新聞的形塑問題，其中尤其是要把“平臺-國家”關系作為分析維度考察中國語境中平臺的崛起和影響，關注國家在平臺經濟中扮演主導角色[16]，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現代傳播體系與新型主流媒體的建構問題?？傊?，通過一個個案例批評的積累，完善媒介批評的規范和分析框架，做全球化時代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貫徹者、推動者，資本主義新聞霸權的批評者、揭露者，媒介化社會媒介公平正義的守望者。

　　最后是新聞學視域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這里的新聞學指的是狹義的新聞學概念，是指用于指導新聞生產的“形式價值”。“形式價值”是斯圖亞特·霍爾提出的概念。他在《新聞攝影的規定性》一文中，提出了形式化的新聞價值和意識形態化的新聞價值，兩者構成了新聞生產的外延意義解構和內涵意義結構。黃典林總結指出，“新聞生產的形式價值是實現其意識形態價值的前提或手段。新聞在內涵維度的意識形態意義生產離不開新聞從業者對在特定社會權力結構中處于不同位置的闡釋主體對新聞文本進行‘角度化’闡釋的具體方式的假定。恰恰是這一點將以新聞價值為邏輯基礎的新聞職業的內部話語體系與社會整體的意識形態話語聯系了起來，并確保前者為后者服務的功能定位，即把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權力秩序自然化為新聞價值所規定的一系列形式要素，從而再生產現存權力秩序的合法性”[17]。這種形式價值就是直接指導新聞實踐的新聞學原理中的“新聞價值”。

　　“新聞價值”常以××性的話語形式呈現，比如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時效性、顯著性等——這是新聞選擇價值的形式要素；再比如真實性、客觀性、公共性、獨立性——這是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價值的形式要素。再比如“五性一統”，即黨性之下的真實性、戰斗性、指導性、群眾性——這是我國黨報的理念價值形式要素。這些以××性的構詞法形式所抽象出來的形式要素有其高度的概括性和間接性，便于對實踐的指導，但其背后隱藏著內涵維度的意識形態、結構維度上的邏輯關系和標準維度上的新聞典范，從而作為“常識知識”或“隱性知識”同構在新聞記者和新聞受眾之間。

　　顯然，我們不能否認這種形式價值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不需要把經驗里所提煉出來的這些形式價值要素完全拋棄，因為這是由新聞學的實踐指向性所決定的。人類的新聞實踐活動在底層的專業操作層面上有其共通性，馬克思對新聞真實、新聞時效、公正慣例、報刊有其自己的內在規律、有機的報刊運動等新聞規律的論述證明了這一點。當下數字新聞學的發展雖然正提供一些新的富有沖擊性甚至顛覆性的概念和表述，但總起來看，這些××性的表述方式依然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尚械淖龇ㄒ苍S是在此基礎上進行迭代升級，其方式有三種：一種是留其外殼，填充我的內容解釋；一種是留其所有表述，做我自己的排序；三種是增添新的形式要素，變其結構。比如主體性、真實性、客觀性、人民性、建設性、專業性等提法。

　　這種形式價值的存在，也決定了媒介批評在這個層面的功能，即它可以通過媒介過失批評，也可以通過經典示范，即對成績顯著的個體（新聞記者）、專業水準高的新聞作品和聲名卓著的組織（新聞媒體）進行經典化言說，來不斷地填充、強化其具體內涵。在這方面，高曉紅主編的《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這還遠遠不夠。

　　結  語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正在喪失它對新聞實踐的指導力和解釋力嗎？數字時代的到來是否讓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正在成為過時的、陳舊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把寶劍，需要放在媒介批評的火爐里去淬火。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一套大小嵌套在一起的寶劍，像俄羅斯套娃，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從狹隘的新聞概念里解放出來，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方法的媒介批評體系也才能建構起來。這一媒介批評體系是以不同層級的學科議題和問題域為中心，以各種具體分析方法為手段，以馬新觀為規范和分析框架，形成一套自洽的知識體系。本文僅僅是提出了一種大致的思路和粗略的論證，并沒有結合具體案例和經典批評展開分析。希望引起不同的討論乃至爭論，以促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和教學的進步。

　　構建以馬新觀為方法的媒介批評體系，還必須堅持實踐思維和案例思維，要不斷地積累針對新聞實踐現象和社會問題的經典批評案例，形成系統化的案例庫作為蓄水池。媒介批評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戰斗性，媒體可以失語，批評不可以失語。尤其在社交媒體時代，網民的媒介批評與學術的媒介批評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動，甚至形成一定的運動聲量，也是需要重視的問題。另外，把以馬新觀為方法的媒介批評貫徹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中，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特色新聞學話語體系的知識邏輯和演進機制研究”(批準號 ：19BXW005)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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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黃典林.媒介社會學的文化研究路徑:以斯圖亞特·霍爾為例[J].國際新聞界，2018,40(06):68-87.

　　（作者為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偉長學者，博士生導師，上海大學新聞宣傳研究中心主任）